南京大屠杀后的状况：是谁掩埋了死难者

大屠杀后，掩埋遇难者，主要靠以世界红卍字会为代表的慈善组织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之暴行尽人皆知。暴行过后，遇难者遗体之掩埋情形，则媒体鲜少有所介绍。据《南京大屠杀史》，当日“有据可查的参加了埋尸活动的慈善机构共有8家，被他们收埋的遇难同胞尸体，计达19.8万余具。”这8家慈善机构中，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市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三者为最主要。        

世界红卍字总会1922年设立于北京，是一个由民国著名士绅(如熊希龄、王正廷等人)组成的慈善机构，在全国各省市设有分会、支会300余个。

该会南京分会设立掩埋组，自1937年12月22日起开始收埋遇难者遗体;据该会之统计，共掩埋遗体4.3万余具，历时4月。其主要方式是就近或就地掩埋。经费主要来自多方捐赠及日军特务班所提供的“财政支援”——值得一提的是，该会在南京的活动，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该会在城内设粥厂、放粮、开办施诊所，且在获得日军的许可之后，从事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另一方面，该会的领导人物曾勉强就任日伪之职，获松井石根赞誉“红卍字会不错”;甚至为使日军的性暴行“不必危及私人住户”，还曾参与组织慰安所，以至于亲见其事的拉贝先生相当震惊，“红卍字会中一个我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官员，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属于这类人”。        

南京市崇善堂，是一个私立慈善团体。其设立，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南京沦陷后，该会曾组织“崇字掩埋队”，据其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统计表，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共在城区、乡区收埋尸体11万余具，其中以乡区为最多，达10万余具。

《南京大屠杀史》对上述数据持保留态度，“对于崇善堂总共埋尸112266具之数据，因系形成于战后，其在册工人只40余人，较难实现日均数千具尸体之掩埋，故学术界对此存有歧见。        

对该堂的埋尸活动，尚待进一步发掘档案资料，深入进行研究。”“该堂巨量的埋尸数字，目前还找不到相关过程性的数字予以支持。”惟据档案材料，该会曾致函南京日伪政府，请求补助汽车配件，以方便迅速掩埋遗体。亦有亲历者称，崇善堂曾对外招募人手，应募者“一天弄块把钱”。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至1938年7月，共掩埋军民遗体2.2万余具。在所有参与遗体掩埋的团体中，以该会之统计数据最为严谨、可信，其报表“每月都填有按日统计表，……均成于当时，其月报表均为当月最后一日填报，非事后追记。各表统计精确，一丝不苟，甚至连马、狗等畜类尸体都附带统计。”        

除以上三者，参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工作的慈善组织，还有：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南京同善堂、南京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南京市伪政权亦曾组织掩埋工作，日军则多有焚尸灭迹、抛尸入江之举。

世界红卍字会成员在掩埋大屠杀遇难者世界红卍字会成员在掩埋大屠杀遇难者

部分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统计数据，目前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        

上述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活动，除了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外，概不被日本的“虚构派”(日本政、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存在着屠杀派、中立派、虚构派三大派别)所承认。

虚构派常引用日本特务组织成员丸山进之言：“崇善堂和其他弱小团体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作业申请，自治委员会因为已将埋葬事务统一委托给了红卍字会，所以没有接受这些申请。

他们即使作为下包方从事了埋葬，其埋葬的作业量也是被包括在红卍字会的作业量之中的。”这种辩解，终是缺乏说服力，如崇善堂，即确曾致函南京伪政府请求补给汽车零件以便于遗体掩埋，该函并未经由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        

不过，民间慈善团体所提供的遗体掩埋数据，确实存在不少疑问，其中又以崇善堂的统计数据最具争议。如学者程兆奇所言：

“崇善堂之掩埋工作共分四队，每队除主任1人，另有日给米八合队员1人和日给米六合队员10人，此数字出自战后《南京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附件，其时揭露日军暴行惟恐不及，所以断无少报的可能。

其中，第一队4月9日至18日间共埋尸体26612具，包括主任在内的12人，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222具，第二队4月9日至23日间共埋尸体1878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约104具。        

第三队4月9日至5月l日间共埋尸体3382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23具。第四队4月7日至20日间共埋尸体25490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52具，四队在这一时期人均日掩埋150具。

而红卍字会的人均日掩埋数，以12月28日6468具掩埋最高之日计，600名员伕人均不到11具(红卍字会参与人手不明确。但据战后报告，有“增派员伕六百名”之目，虽然增派此员伕数时未必是12月28日，但该会掩埋工作自日军进城第二日即已开始，未尝间断，故员伕人数和掩埋人数大体应成正比，而“增派员伕六百名，理当不止600名，故以600名计不致有大出人)。堂、会人均掩埋数字相较，崇善堂是红卍字会最高日的近14倍，多出太多，不免令人生疑。”        

这种统计数据方面的争议，也是中日两国学者难以在大屠杀人数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之一。日方学者之大致意见，可参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之总结：“日军的屠杀行为导致的死亡人数，……在日本的研究中，则以20万人为上限，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

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对‘虐杀’的定义、所定地区、时期及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存在差异。”不过，究其根本，数量并不是南京大屠杀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乃是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不容置疑。